王铎的书法风格为明代书法演奏出一个响亮的尾声!
王锋书法风格的形成,当与那个动荡的时代分不开,并且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青年时代的王锋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很早便具有了反潮流的奇崛胸怀。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折射了明王朝的无能和衰败,但他曾说过“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的话语,具有鲜明的革新思想。他回天无力,既不可能在仕途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自然将其过人的才华用于书法革新。尽管王铎一生标举独宗羲、献,似乎与他的前辈书家同是复古的特征、但王锋的时代既非畅叙幽情之东晋时代,亦非文徵明、董其昌尚可回避矛盾的时代。他既无法逃脱苦难、动荡的乱世,故他虽追踪方向与董其昌几乎一致,但在其笔下所表现的却不是风流蕴藉的晋人风韵,而地反映他青年时受到个性解放思潮洗礼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
他所临写的《淳化阁帖》,早年曾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但观其传世的大量临作,在注意笔法的传统特征以外,绝大多数却不以“形似”为目的而以“我神"取代”他神”,以“不规规模拟"作为自己的临习宗旨,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说是临仿,实际上就是创作。所以王锋几乎是在其极力主张仿古、崇古、复古的同时,开拓出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来,并以其鲜明的风格,强烈的个性,实践了其借古开今的神圣历史使命。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分析王铎作品同时,还有两点值得倍加,一是他大幅书法作品中的“势”,二是他狂草的。
清人戴鸣皋在跋《王铎鲁斋歌草书长卷》时说:元章狂草犹讲法觉斯则全讲势,而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而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米芾不善狂草,此戴氏之误,说王铎不讲法也未能窥透其三昧,而称王铎书法使“魏晋之风轨扫地”,则实在委曲了这位一生标榜自己 独宗羲献的王铎。然而这段题跋,却以评论米芾的“风樯阵马,殊快人意"之语论王铎,且突出了王锋书法中的“势”,则不能不说一语中的,也正印证了王锋眼中的米芾‘纵横飘忽,飞仙哉的意象。关于“势”的认识,米芾尝于《海岳名言》中云“惟有体势难”,“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提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知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
王铎在书写大幅作品时,正是学习了米芾的这种认识,注意到了势的拓展,并十分注意小字展大过程中不失精微笔法,而强调锋势备全。他在《跋停雲馆米帖》中再次提到:“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离去。”何为“伸缩”?显然即指拓而大之。王铎还曾在《跋柳书》中言:“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可见在拓而为大的过程中,王铎找到了发展的关键,从而使其作品之大和气势之恢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两方面他成功地超越了元明时代的先贤。
王铎的狂草,在当时就有人认为他主要是学习旭、素的。今检核他一生的书作,仅寻得三件与怀素、张旭相关的作品,一件是在崇祯十年,他在《琼蕊庐帖》中曾临写过段 《淳化阁帖》中的怀素《律公帖),并跋云:"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立场鲜明,坦荡无碍。另一件是他在崇祯十年曾作(临怀素草书轴》一件以浮化阁帖)中的《僧怀素书》拓而大之,或言是其偶以此为素材尝试的创作。第三件是王铎曾为传张旭的草书墨迹《自言帖》题跋,云:“孟津王锋观于少司马孙北海藏书室。”未表任何自己的看法,显然这是受人之邀的应酬题跋。王锋似乎从未正视过旭索的书法,那么他那种狂放您肆的草书风格究竟从何而来?从其题跋中,我们到他的草书主要于《淳化阁帖》中的大草作品,其中如张芝《冠军帖》《欲归帖》、王羲之《小园子帖》及王献之诸帖,王锋曾数十年不间断地染指于斯。而且王铎是一位善学者,在对待古代刻帖遗产上宁可信古也不随意疑古,他人所弃之帖,正是其获取之至宝。此等眼力,不被俗见所障目,正是他高人一筹之所在。
晚年的王铎,在顺治三年(1646)作《草书杜诗卷》后曾在跋尾中云:“吾学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相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可见他不是不知世人认为他的草书与怀素有相似处,客观地说对于旭、素派,王铎肯定是认真思考过的,只不过是他认识到学旭、素不如直追本源学张芝、二王为佳,在王锋的眼里,他的狂草与不入晋法的狂草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时代所造就的王铎,似乎正具有了颠旭狂素的性格,若以当时被王锋称为“不知者”所评的“野道”而言,客观地作历史分析,王锋的书风确实远离了元明两朝绝大多数书家所追求的典雅蕴藉之风。因此这种被视为“野道”的性格,不正可视为突破前人的“革新”性格吗?同时使人联想到韩愈笔下的张旭,显然,连他晚年的挚友亦是将他列入感情激越、笔走龙蛇、惊世骇俗一类书家的。
王铎的行草书属大写意一派。 他在二王一脉笔法中浸淫之深实超过同时代任何书家,较之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远甚。同时他广泛吸取前贤笔法,受米带狂逸书风影响最为明显。此外,他以《阁帖》中的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虞世南草书拓而展大,人古出新,故终能陶铸而以一已之胸臆化古法于笔端,以种风行雨散、强悍不羁的性格形成新的书风,使之迥异于吴门书派诸家与董其昌。他的用笔,涩与畅相反相成,爽利与浑厚糅成一体,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刚其势,骨力既重,风神自生。凝练中寓韧健,酣畅中显沉着,故笔力厚实却流贯淋漓,在连绵不绝中,表现了撼人心腑的雄壮力量。在其中年后的作品中,还时见用涨墨法人书,或舔墨初浓直书至笔中墨渴方休,如此往复,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他每喜书超长的巨篇条幅与手卷,将这种明代以来出现的书法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在章法上以茂密取胜,结字则俯仰翻侧,欹斜反正,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由此则造成每行字的动态曲线,在掷腾跳跃中,形成了作品中强烈的白疏黑密的视觉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王铎在书法作品上,他由于其在用笔上的精微深入,加上结字、章法、墨法上的丰富变化,因而成功地解决了大幅作品“耐看”的难点,使明代书法的形式美得以更深地开掘,为明代书法演奏出一个响亮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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